红色，在中国政治中常被用来象征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被称为红色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被称为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202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追溯中国革命红色起点的原因，显得格外有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急迫需要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晚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封建统治下逐渐衰弱，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军事上的反抗一败再败，为救亡图存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屡屡不能成功，直至经济社会崩溃，民生凋敝，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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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一败再败。

自鸦片战争开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战中，屡战屡败。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又失败。两场战争，对方的兵力都是很少，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28条，军队15000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25000人，长驱直入，直捣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

当时的澳门报纸对清政府如此评价：“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当时的中国，就如同一间破茅草房子，谁上来都是一脚踹倒。用现在网上的话说，谁不高兴都可以把中国按在地上摩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清政府已危如累卵，大厦将倾。八国联军仅出动军队18000多人，从天津向北京攻击进发，一路上势如破竹，而北京一带有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五六十万没有挡住了八国联军的进攻，十天之内北京城被攻陷。9月份，清政府和11个国家达成协议，订立《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拿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

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弱，这种无力达到了极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把晚清政府当作反面教材来警示美国人，他说：“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在政治上，为救亡图存推进的各种政治制度改革均遭失败。

鸦片战争以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剥削人民，对外丧权辱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实际上就是想用基督教义来拯救中国、改造中国，但基督教义里充满了封建迷信思想，发展到最后太平天国封建等级森严、迷信盛行，最后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推出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器”不如人，要把中国的机器制造、科学技术搞上去。洋务运动搞了30年，中国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北洋水师，但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必须改革社会政治制度。但政治制度改革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君主立宪没有成功。

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胜利的果实很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死后，北京九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届总理，各派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相互混战，生灵涂炭，中国仍然处于无序和混乱之中。

鸦片战争后的各种救国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在经济上，中国经济社会已濒临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各派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搞封建割据，连年混战，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工业上，由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缺乏重工业基础，无法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难以抵抗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快进入一战后的萧条期。在农村，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战火遍及各地，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其残暴的蹂躏和掠夺；非交战地的人民，也要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军费需要；不仅如此，各大小军阀头目依靠手中武装，强势搜刮民财，霸占土地，不少农民因此破产。同时，商人、高利贷者，甚至一些资本家都竞相争购土地，土地兼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民无法生活，被迫流亡，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危机。

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对外军事反抗失败，对内政治改革失败，以致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山河破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缘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广泛的。

马克思学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被介绍到中国，但早期的传播是零星的、片面的，甚至存在不少误解和歪曲。比如，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事公报》第121期所载的《大同学》第一章这样介绍马克思：“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在文章中，作者甚至把马克思误认为是英国人。1899年4月《万国公报》则称“德国之马客，主于资本者也”，主要从资本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总之，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一部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不准确、不全面、不系统的，传播也是不广泛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极大的震动。十月革命胜利仅3天，《民国日报》就登出醒目的大字新闻《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1917年11月11日，《民国日报》又刊登文章《俄国大政变之情形》，详细报道了十月革命的经过。1918年，《民国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邵力子，在元旦发表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对十月革命发出了欢呼声。随后，当时的《时报》《申报》《晨钟报》等报纸也都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作了报道。

从1918年起，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了广泛传播。

首先，全国各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成立。在北京，李大钊在1918年冬天组织了“马尔格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组织了包括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在内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同年12月，李大钊又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以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和举办演讲为主要活动内容。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了以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为核心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武汉，1920年2月，恽代英等人组织了“利群书社”，后又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建立了“共存社”，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在长沙，1920年夏，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在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1919年创办了“觉悟社”，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济南，一些进步分子1919年冬开办了“齐鲁报社”（次年改为“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各地进步书刊；1920年初，邓恩铭等人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其次，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十月革命胜利后，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新青年》，《新青年》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仅在1921年之前，《新青年》上就登出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的《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等生平和列宁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许德珩创办的《国民》杂志也先后刊登出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还发表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刊登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第三，大量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译文出现。李大钊是中国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天安门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随后，李大钊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杨匏安也先后发表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此期间，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也发表了数十篇译文，热情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这是第一次用中文完整地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献。在此前后，还有很多关于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译文发表。这些作品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觉醒。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察觉到，十月革命胜利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改造社会，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周恩来、邓中夏、谭平山、瞿秋白、恽代英、赵世炎、蔡和森、李汉俊、李达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和领导作用。五四运动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列宁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外部指导和帮助

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及共产国际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其一是为了摆脱俄国新生苏维埃红色政权被孤立的局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引起欧洲资产阶级世界的极大震动和恐慌。于是，从1918年3月15日英军在摩尔曼斯登陆开始，包括美、英、法、意、日等15个国家组成的协约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1918年4月5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1918年8月16日，美军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入侵苏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产阶级加紧了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先后于1919—1920年利用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白卫军队组织了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进攻，他们企图扼杀红色政权。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仅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中变得更加强大，最后，外国干涉军全部被逐出苏俄领土。

虽然俄国苏维埃红色政权把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略者赶出了家门，但资本主义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更深了，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还占优势，苏维埃红色政权势单力薄，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亟须打破这种被孤立的不利局面。

其二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突出，当时欧洲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各国共产党纷纷建立。

1918年1月27日芬兰共产党成功领导了芬兰革命，第二天，芬兰人民代表苏维埃宣告成立。1918年6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工人苏维埃。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水兵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从1919年3月到1921年夏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7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

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的出现，使得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急需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于是，在1919年列宁创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其任务是团结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作为东方的大国，中国的革命运动问题也一直是列宁关注的重点，列宁希望中国能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阵营，彻底摆脱被列强压迫和殖民的现状。

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及共产国际是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

首先，列宁通过华人华侨了解中国现状。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日子也不好过，处于国内混乱和国际围剿双重困境之中。出于自身私利的需要，中国的北洋军阀也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苏维埃红色政权采取敌视行为，封锁了中俄边界，使得中俄交通阻断，交往受限。

在万般困难之中，列宁仍想方设法联系中国的革命同志，寻觅东方的战友。因为他明白，一旦中国革命兴起，将是对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最有力的战略支援。

据档案记载，列宁曾多次接见旅俄华工及中国的革命者。列宁最早接见的中国人是刘绍周。刘绍周是中国广东高要县人，5岁时随父母离开中国前往俄国高加索定居，先后在俄国上完小学、中学，后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刘绍周曾在圣彼得堡联络中国留学生组建了中华旅俄联合会，被选为会长，为旅俄华工做了大量工作，他号召旅俄华工坚决和苏俄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受到列宁的赞赏，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被列宁任命为圣彼得堡市苏维埃委员。

此外，列宁还接见了旅俄华工张永奎、安恩学，并且还安排他们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从旅俄华工那里，列宁了解到了中国的形势。比如，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时，刘绍周在大会上讲述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和“五四运动”的情况。

其次，是俄国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了专门联系和帮助东方革命者的部门和机构。

为了联系和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研究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当时，俄国共产党密切地关注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就连李大钊送陈独秀秘密逃离北京，到天津后没有立即返回，而是来到天津特别一区，这样的信息他们都能知道。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批准建立“俄共远东局”作为俄共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并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远东海参崴分局，以方便联系和指导中国、朝鲜等国的革命运动。

第三，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及共产国际直接派人指导中国革命。

1920年，在俄共远东局建立后不久，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指示海参崴分局，组建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直接和中国的先进革命分子取得联系。由于国际革命斗争形势所迫和方便工作，当时派遣了两对夫妻和一个中国人组成代表团，这两对夫妻分别是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妻子马马耶娃，马马耶娃担任打字员的工作。这样的两对夫妇同行，看上去像是去中国旅游。同时还派遣精通俄语和中文的中国人杨明斋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杨明斋是第一位直接带领苏俄共产党帮助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为了便于工作，代表团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和身份，以俄国《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开展活动。

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列宁曾给这个代表团下达三项指示：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种种工会；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维经斯基到达中国后，杨明斋通过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两个俄国人波列伏依和伊凡诺夫，先后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取得联系，在维经斯基的参与及指导下，中国建立了8个共产主义小组，2个在海外、6个在国内，为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做好准备。

维经斯基回国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后来又派遣了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等人来到中国。如果说，维经斯基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那么马林则是促成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

（作者：冯大勇 单位：中共焦作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