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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关注区域。经汾水贯穿山西全境的“Y”字形文化传播带，在距今4000年前后，连接起了当时非常耀眼的两大文明中心——石峁和陶寺。而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既是石峁文化圈的重要一员，又与陶寺并立于黄河东侧，成为阐释当时晋陕黄河两岸文明形态、揭示黄土高原广大范围内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重要窗口。

碧村遗址位于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遗址周边环河邻沟，西抵黄河，东部以一道横亘南北的石墙为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城，面积达75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

作为晋陕大峡谷东岸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史前石城，碧村遗址拥有双重城垣和严密的城防系统，彰显了浓厚的防御色彩，展现了特殊的屏障作用。依山傍水的环境，是早期人类定居的首选之地。先民们在碧村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岸边的河前坡地上，从山坡到山腰，最后圈住整座山体，庞大的城址就这样建成了。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都知道居住于山中有诸多不便，4000多年前的先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碧村遗址给了我们答案。

十年考古，在碧村遗址的寨梁、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垛4个台地中，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玉器以琮、环、璧、玦等为主，陶器有鬲(煮饭用的炊器)、斝(温酒用的酒器)、蛋形瓮、高领罐等，说明这里的手工制造业发达，先民的生活用器十分考究。遗址区的黄土台地是开展农业生产的最佳选择，当时的人们以种植粟、黍为生。不难想象，他们在自己的城池中自给自足。

碧村城址与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相距仅50余公里，主体年代基本一致，形成了隔黄河呼应的格局。两个遗址在建筑传统和聚落布局上基本相同，均以石构为特色，构筑了中心护坡台地的高等级殿堂式院落、多重城垣防御体系和反复迂回城门系统。碧村城址经历了一个从黄河东岸逐步向东扩张、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以核心区小玉梁建筑布局大调整及东城门的兴废为节点，可将其聚落发展分为初兴、鼎盛及衰落等阶段。初兴期为公元前2200—2100年，居住范围东达小玉梁附近，修建一组南向建筑；公元前2100年重建小玉梁，规划一组西向建筑，修建东城门，聚落达到鼎盛阶段；公元前1900年左右，随着东城门的功能丧失，聚落进入衰落期。这一历史进程与石峁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鼎盛阶段都在距今4000年前后，显示了两者命运与共的关系。

在黄河两岸的晋陕蒙地区，这类史前石城不止一座。考古明确了其空间分布情况：北抵内蒙古大青山，南至山西吕梁石楼县。虽然各石城年代稍有差别，但基本形成了一个围绕黄河两岸集中分布的半月形石城文化圈，拉近了与晋南陶寺和辽西的距离，为探索河套和晋南、辽西等半月形石城地带的文化交融，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早期发展轨迹打开了新窗口。

碧村城址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是“天下万国”时代。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于河套和晋南碰撞交融的关键通道上，碧村城址诞生了。这是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关键城址，是描绘距今4000年前后黄土高原文明图景的重要因子。

4000多年前，碧村一带的先民镇守黄河，保一方安宁。到了近代，山西人“走西口”时，也会途经碧村过黄河，到达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所在地高家堡，再往西北进入内蒙古。这样的行迹路线，跨越数千年时间重叠吻合，证明千百年来这里都是南来北往的人们通过黄河的主要路线之一。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王晓毅 张光辉 (来源：人民日报)